朱爷爷家，目前有五人，没有年轻的劳动力，只靠70多岁的爷爷奶奶起早摸黑的耕种十几亩地生活。女儿成家后留下两个孙子两个孙女由老人抚养大，女儿女媳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尽抚育和赡养的义务。两个孙子初中毕业后一起选择读职业学校，08年4月因成绩优秀分到广州实习。两个孙女还在读小学。
    07年夏季，王力跟着我去北川走访学生，最终以朱爷爷家为题材拍了一部《山乡巨变》的短片，这部短片后来获了奖，一个小DV。小DV卖了几百元，王力拿了500给我，要我送去给朱爷爷。我高兴地送进山里。王力后来说：“那是给苟YQ治病的钱，现在肯定用作生活费了，不行，你得赔起。”于是，08年春节刚过，苟YQ由17岁的哥哥陪着来绵阳治眼睛的时候，我向其他的朋友们筹了款，一共1600元左右。王力本来想拍的，结果又安排了拍《面条》，一点忙没帮上。晚上还带着人马来蹭饭。所幸小YQ的病不严重，手术亦很很顺利。朱爷爷因此一直记得王力，才有了文中提到的种种。
    09年1月，我收到朱爷爷的来信，因为年老，视力不好，字是摸索着写的，加上一些旧时的写法，十分不好辨认，我尽量翻译了一下，只翻译了第一页，后面的是诗，很不清楚，此略：

李老师、王老师 好
  我在电视上看到王老师在中央受奖，我突然年轻了许多我听人传诵李老师辅助佳（话），我高兴完了。
   工龄短收入低省吃减用育幼苗，烈日汗水大雨湿衣，穿山越岭爬坡摸黑，一身泥泞在门前（桃龙的路挺好走，是北川乡村里极少见的水泥路，我们也没有过一身泥泞在门前那么惨的，呵呵）
   王老师托李老师给我代500元现金，如给了我…..修条大路。李老师地震后托人给我送2仟1百50元，当时我写字....手发抖，感到….惭愧，我特意..买了6支小猪，明年大有希望。（2150元中，2000元是世良老人给的，另外150元是给刘雪冰的学费）。
   一而再，再而三。。。恩大惠伴我欢度晚景
   今年遭地震灾，在当地我是最重之一，差点震死，在露天雨里傲（熬）了20多天，住了一个月医院，才治好。党和政府给了很（多）物资和救灾款，我把欠帐已全部还完，一切皆好。多谢支助救援，左顾（？）右虑，无……感谢，东扯西拉凑了块毛铁，而且是块锈甲墨墨的毛铁做成器具。难得，难得，作为表示感谢之….诚很不对情路，敬希原谅。最后祝春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

                               桃龙乡村民朱贵华敬上
                               2008.12.30

我的中国心*一*---中国心李向菲

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前言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赶赴灾区。网上曾有人写文章讽刺去灾区的人，说他们要么纯属灾难旅游者，到那里寻求一种感官刺激；要不就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在对别人施与的过程中获得心理满足。这话说的太刻薄了。我当初的念头，只是想去看看，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我们这些过久了安逸生活、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一代人，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抱持一种应有的心态。
     当我有了强烈的赶赴灾区的念头后，就在网上四处寻找志愿者招募信息，曾先后联系过好几个团队，最终选择了“中国心志愿者队”。其他的团队要么目的可疑，要么昙花一现。只有这个团队看似比较正规，他们在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创办了一所帐篷小学，招募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教师和后勤人员。报名程序是要先在网上加入他们的QQ群，实名登录，接受简单考察，确定了申请资格后，对方直接用电话联系。我在一个队员的QQ空间里还看到了他们和灾民在一起的照片。所有这些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团队比较可信。但是，从6月12日加入QQ群，到27日到达北川，我对这个团队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QQ群的管理人员是已经从灾区撤回的队员，由于与前方信息传递的不畅通，他们对前方情况的进展也不甚了解，群空间里公布的信息都很简单、滞后。比如，我按照要求携带的物品，到了那里才发现很多根本没用，而很多必需品我却没有带。对于“中国心”，是在北川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慢慢了解的、信任而融入其中的。
    “中国心”是地震发生后三天，由重庆人王欣在网上以个人名义发起的抗震救灾志愿者团队，由后来的总领队高思发积极响应，并发动多人参与其事。成立起初名称很繁琐，叫“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先遣队北川联络部”。5月22日，首批17名队员抵达绵阳，他们全部签署生死状，由北川抗震救灾指挥部派车送往北川漩平安州驾校灾民安置点，开始救援活动。6月6日，最初的伤员救助活动结束后，团队进入任家坪考察，并在曲山镇人民政府指定地点——任家坪加油站——安营扎寨，筹办了任家坪小学生临时辅导班，18日正式开课；并将团队更名为“中国心志愿者队”。后又应曲山镇政府邀请，派出队员前往邓家片区协助政府安置灾民，并于7月10日申请开办了邓家片区小学生临时辅导班。8月15日，所有教学活动结束，最后一批和当地小学完成了移交工作后，除了个别决定长留北川的队员外，其他全部撤离。
     我于6月27日下午抵达“中国心”大本营——北川县曲山镇任家坪村，成为中国心志愿者队第四批第44名队员。被安排为辅导老师，带四到六年级的语文课；7月1日被派往曲山镇邓家片区协助片区政府安置灾民；7月6日返回任家坪，负责团队的宣传及文档管理；7月14日邓家片区辅导班开办后，再次前往邓家做辅导老师；7月27日返回大本营，随队长带辅导班6名学生到成都，参加“爱心之旅”夏令营活动，出席了开幕式后离队返家；8月7日受邀再次前往北川，参加8日的团队的集体活动，9日上午返乡。
   在北川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所收获的远远多于我的付出，那将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

第一章初到营地

     6月27日下午到达绵阳后，我和其余四名队友会合去任家坪。曲山镇任家坪村在北川县城西南，距县城仅几步之遥。县城已经封锁，车也不通，我们只能先到城南约10公里的擂鼓镇倒车。到擂鼓镇下车后，通往北川方向的路口有警察把守，限制出入。队里找了一辆当地有出入证的小面包车来接我们，十几分钟后抵达大本营，我在那里待了三天半。

黄土窝
     一路上越往上走，房子越残破，安置点、帐篷越多，驻扎的部队也越多，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种灾区景象渐渐呈现到了眼前。到了辅导班，那里环境虽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艰苦，一时还是很难适应。
    “中国心”所建的帐篷小学全名叫“中国心志愿者任家坪学生辅导班”，去北川之前在QQ群里看到消息说，辅导班已经正式挂牌为“中国心志愿者任家坪阳光小学”。可是到了之后并没有看到那块牌子，后来才知道，牌子做好后没能挂起来，因为当地政府不同意，理由是个人没有办学的资格。直到辅导班成立半个多月以后，才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而正式挂牌。
     辅导班建在路边一个停用的加油站，和曲山镇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对面，距离北川县城1公里左右。公路在两山之间，可是两边的山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一边还是绿葱葱的，一边却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据说地震当时这一片山体全部坍塌下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团队紧挨公路搭建了6个帐篷，是团队接待处和一到六年级教室，接待处和教室之间留出一条通道出入。里面一排是我们住的帐篷和办公室，再后面的帐篷里住的当地灾民。
之前和队长高思发联系时，他告诉我要早点到，开玩笑说天一亮这里就开始“军事演习”了。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到了大本营才体会到。
     北川县是山东省的对口援助单位，青岛援建队正在为任家坪灾民搭建活动板房，施工现场就在加油站后面，辅导班处在工地和公路之间，距离公路不到1米。每天天一亮，施工车辆就轰隆隆地、不间断地从辅导班前开过，扬起尘土，能见度最多3米。到处都是厚厚的黄土堆积，公路都早已看不出柏油路面。每天洒水车会来洒一到两次水，可是洒过水不到10分种又恢复原样。尽管有帐篷遮蔽，黄土仍然铺天盖地而来，无论是教室的课桌、板凳，还是上课的小学生与志愿者，都是“灰头土脸”。队里买了一次性口罩，可是大家很少带，太闷，也遮挡不了灰尘。给朋友发短信时我说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黄土窝”。
     这里没有通水，我们喝的是矿泉水，开始是队员进来时自带，后来团队出去统一购买，在我到的时候已经由当地政府提供了，只是数量有限。生活用水和做饭用水则每天一次由政府的送水车送进来，我们辅导班有十几个白色储水桶，就摆放在接待室旁边的空地上，送水车开进来时，我们就和灾民一起去接。水很金贵，大家都比较节约。洗脸的水都存起来冲厕所、洗手；洗衣服只能在水里过一遍就拿出来晾，其实都是自我安慰，因为灰尘大，我们的队服又都是白色T恤，很快就脏，即便洗过晾出来，没等干就先脏了；洗澡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有时周末不上课又没什么事的时候，队里会组织大家轮换出去，到附近的安县或绵阳市去洗澡；因为没水，厕所没法冲，经常会堵，又脏又臭，新来的人总是要适应好几天才能走进去。我刚到时每天都尽量少喝水，一是因为矿泉水数量有限，二是要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吃饭是在一个老乡胡姐家里，伙食费每天十五块钱，包括给老乡的工钱。第一天去吃饭时，看到四五个菜和汤摆满一桌，有荤有素，比我在学校、在家里都吃的都要丰盛，我暗暗吃惊。去之前从QQ群得到的信息是队里才解决吃饭问题没几天，之前都是自带干粮，进去之前高队还给我发过短信让我带点好吃的，没想到这里却吃的这样好。灾民们可都在吃方便面啊，这让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白天很热，帐篷里温度有四五十度，戴眼镜的人一进去眼镜就被热气蒙住看不清了。所以从早上六点多起床后到晚上十一二点休息之前，我们都待在外面，几乎完全暴露在太阳底下，我这个自以为不会晒黑，从不用任何防晒霜的人，很快被晒黑、晒伤，裸露在外的皮肤留下了很多斑痕。晚上温度比较低，潮湿，时不时又会有暴雨，帐篷进水，我到的第二天就开始长湿疹。
     但是，受到在噪声中扯着嗓子上课的队友们的热情感染，和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听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的战友们
     起初我们还是以队友相称的，在互相支持着走过那段艰苦的日子之后，战友就成了我们之间最亲密而带有敬意的称呼。
     因为环境的艰苦，志愿者所有费用全部自理，所以大多数人的服务期限都是队里规定的最少期限——十五天，后方管理人员也根据一线队员的服务期限组织新队员进去。最初一线队员人数基本保持在十六七人左右，英语、数学、美术、体育各科老师都有。
     总领队高思发是绵阳人，38岁，之前在拉萨做生意，据说地震发生后，放弃了发展正好的事业来做志愿者。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他的照片，典型的四川人，中等个子，肤色黝黑。我对生意人一向没有多少好感，尽管因为他做的这件事对他心怀敬意，也听说很多队员对他很崇拜，可是刚开始时更能引起我的兴趣的还是那些大学生们。直到走近他才一点点地发现了他的魅力所在，他也成了我最尊敬的、对我影响很大的战友。不过刚到那天，只是觉得他人很亲切，又有点幽默。他一口四川普通话，介绍自己时总会说：“我姓高，叫高队。”他把“QQ群”念成“口口群”，把“北川”读作“百川”，他说“北京”，我老以为是说“百金”。他喜欢召集大家开会，几乎每天晚上一会。总结每天的工作，讨论遇到的问题，下一步的打算，更多的是和大家交流。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又只能在辅导班那四百平米之内活动，每天送走学生，天一黑，只有一个帐篷办公室通了电，需要备课的去备课，其他的就只能在黑暗中坐着。所以高队的“会”比较受欢迎，后来每到吃完晚饭，大家都会主动问他几点开会，偶尔晚上不开会了大家还会不适应，有时候他不在辅导班的时候，我们也会自发组织开会。每次等高队说完严肃的事情，大家就开始摆龙门阵。每次开会高队的开场白就是：“我这人有个毛病，开会的时候不喜欢听见手机响，所以请大家把手机关了。”第一天开会，他给我们讲了团队创建以来走过的路，强调了团队的管理制度。我听得有点费劲，队规只记住了三条，一是不准私自行动，二是不能私自赠送老百姓钱物，三要注意言行，不准对老百姓发表任何个人言论。
   后来听大家说队里有不成文规定，所有队员四川话必须过“四级”，有的队友很有语言天分，像陈小武，广东人，比我早到十天，就已经一口蹩脚但流利的四川话，可以和当地人摆龙门阵。我是望尘莫及，一个来月口语始终没过关，但是听力水平提高很多。
   教学组长薛林，广西师大的一个女老师，队里惟一一个博士后，三十来岁，人很和气，做事任劳任怨。高队每次给大家介绍薛老师时，总会提到她掏厕所的光荣事迹。加油站的厕所很小，不光我们自己在用，还有辅导班的孩子们和附近灾民。打扫则只是我们在做，因为缺水厕所经常会堵，薛老师督促大家把用过的水存着去冲厕所，自己则手上套上塑料袋去掏厕所。她特别吃苦耐劳，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她有闲坐的时候。我刚到的那个周末，她去绵阳洗澡，一回来放下东西，就拿起扫帚打扫教学区卫生。她的这种热情很能感染人，我们都渐渐养成了习惯，不用安排，每天自觉打扫教室卫生，冲刷厕所。而我们这些行为也渐渐影响到了周围的灾民，有时候看到他们在上厕所时提着水进去，我们都很感欣慰。
     薛老师对教学和管理都很有经验。我到的时候已经给我排好了课，带四到六年级的语文。孩子们在地震后就没有上课了，除了六年级外，课本都还没有学完，但是考虑到他们复课后学校会给他们补课，所以我们的教学以课本为基础，再加些别的内容。比如语文课，薛老师正给四年级学生讲三字经，六年级则加强写作练习。我没有给小学生上课的经验，虽然去之前向几位小学老师请教过，一开始上课还是掌握不好。很多队员和我一样没有经验，为了帮助大家，薛老师组织大家每天晚上训练，轮流上去讲课，其他人则扮演各年级学生，模拟各种课堂上会出现的状况，锻炼大家的处理应变能力。通过这种游戏训练的方式，大家的教学逐渐成熟起来。
     黄老师是个心理学专家，在这里很是与众不同，人长的漂亮，也带着美女特有的那种高傲。刚到时我就注意到她，因为这么多人，在这黄土窝里，只有她总能保持衣着洁净，很是显眼。她和薛老师一起负责教学工作，带六年级的作文课。我看过她批改的作文，并不像我印象中的小学老师批改作文时一副居高临下、批评的口吻，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和孩子讨论问题。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我，我后来在带六年级语文课时，也学着运用这种方式。
其他志愿者分别来自全国各地，有在校大学生，在职教师，也有个体户。他们大多属于“80后”，我这个“70后”在这里比较少见。有一次吃饭时，人多坐不下，一个男生请我先坐，说因为我的年龄属于“前三甲”的。以前我一直对“80后”没有什么好印象，觉得他们受到过多关爱，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感恩，不懂得珍惜，不懂得关心别人……所有这些偏见，在我和他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逐渐被修正了。

孩子们
     辅导班的学生最开始有100余名，后来渐渐增加到近200名。在这里，很难找出有哪个学生家里没有人员遇难的，高年级孩子已经懂事了，地震对他们的影响比较明显。我教六年级学生写作文、写日记，只要不命题的，他们大多会写地震，地震当时的情景，地震中如何逃生，怎么失去亲人朋友，我看得很心酸。六年级有个男生，他一个好朋友地震中遇难了，他从此很少说话，即便现在班里很多学生都是他以前的同学。高队对他进行了多次心理干预，那孩子才慢慢开朗起来。低年级的学生却少不更事，我平时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他们欢乐的笑脸，只是有时候他们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表现异常。
     有一天晚上，大家在门道上打乒乓球，一年级的两个小女孩乔雪和赵兴怡跑来观战。我便给她们一人拿一支胭脂花，教她们站在前面做啦啦队跳舞。小姑娘们很兴奋，喊得也很卖力：“张美女漏油”、“璐璐姐加油”。忽然，乔雪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妹妹死了。”接着，赵兴怡也回头说：“我弟弟也死了。”两人脸上兴奋的表情也没有变，说完又转过头去继续喊。我愣在了那里，一时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在邓家的辅导班，二年级的一个小姑娘龚卞萍很可爱，我去教室时她就会拉住我的手，不说话，只是安静的笑，很让人怜爱。可是有一次课间，正玩着她就忽然哭起来，说，以前都和妹妹一起玩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安慰她，陪她玩，让她重新露出笑脸。有一次听高队说，班里一个孩子叫程继权，问高队他妈妈在哪，说：“我爸说我妈妈死了，我今天看到坟了。”高队只能安慰他说：“妈妈会回来看你的。”
  灾难虽然已经慢慢成为过去，可是孩子们的心理到底遭受了多么大的伤害，我们根本无法判断，所能做的也极有限。

看望灾民
     队里规定晚上十一点半之前睡觉，早上六点半到七点起床，吃过早饭，八点半上课。在学生来之前要打扫教学区卫生。课程安排是早上三节，下午三节，周一到周六上午上课。不上课的时候，有时会安排去山上看望灾民，发放药品。我们的药品有队员自己带来的，有队里集体买的，也有外界捐赠的。
我们到的第二天是周末，不上课，就由一个老队员张玉磊带我们上山。一路上满眼都是倒塌的房屋、废墟，我们去的是山体滑坡最厉害的村子，村民都从山顶迁下来了，山下的板房还没有建好，他们都在半山搭的帐篷。我们去其中一户人家坐了会，地震中，他们家共有十三人遇难，只剩下老两口带着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孙女。老人家说起救灾物资的领取，情绪比较激动，说他们住在山上的要先领票，等拿票去领东西就只能领到矿泉水，方便面都被山下的人抢光了。由于队长再三叮嘱我们要注意言行，所以对这些抱怨我们就只能听着。从山上下来，我们给沿路的灾民发放了风油精等一些常用药品，随行的张医生给一些受伤的灾民处理了伤口，有生病的也来找他看病。那时正是吃饭时间，灾民都在帐篷前的简易锅灶上煮方便面。
     也许地震已过去一个多月，人有点麻木，也许是我反应有点迟钝，当时并没有多少感觉，但是张医生却反应很激烈，回去就哭了，吃饭时说他想打架，因为他看到好多病人，了解他们真实的病情和严重程度，而我们什么也看不出。
     后来我们又上山去过一次，那天下着小雨，生不着火，很多人都喝不上热水，吃不上饭。每天，灾民们都在废墟上清理东西，在收拾倒塌的屋顶。对农民来说，辛苦一辈子才能盖个房子，却在一瞬间一无所有了。他们物质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打击，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北川中学
     北川中学距离我们的驻地大约500米，由于学生伤亡惨重，在这次地震中已经举世闻名。据我们了解到，全校师生共3100多人，逃出1800人，和官方公布的数据有些出入。北川中学是个重点中学，当地人称北一中，他们直系的或旁系的，总有孩子在那里上学、遇难，所以这里几乎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中国心”之所以在当地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也和它有关。
     因为学生死伤惨重，而当地有关部门又安抚不力，特别是对很多被掩埋在废墟下的学生以失踪处理，激起了很多家长的愤怒情绪。高队和第一批战友们以团队名义，打造了一块“北川中学死难者纪念碑”，6月9日，他们把做好的大理石碑悄悄运进去，本不想惊动村民，可是在往山上抬时，被村民发现，他们纷纷涌出来一起把碑抬上去，当时天降暴雨。高队说当时就有人告诉他，这块碑会是一枚炸弹，因为它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个发泄情绪的地方。果然，12日凌晨纪念碑被砸毁。那块碑的照片，我在一个队友的空间里看到过，落款还写着最初那个繁琐的队名。后来队长带我们去看过一次，在距北川中学操场几百米的山上，纪念碑只剩下几块碎片，基座还在，旁边摆满了祭拜的食品和香火。这件事之后，紧跟着另一队志愿者在北川中学，开追悼会，聚集上千名家长搞悼念活动。因行为过激，当地政府出动有关人员，-----志愿者。正是由于立碑的事，“中国心”团队从此深入人心，得到当地老百姓很多帮助，高队每次提起这件事总是很自豪。
     北川中学我去过几次。刚开始形势比较紧张时，学校有特警把守着，禁止进入，我们只能从外面和后山远远地看。第一次上山从门口过时，张玉磊告诫我们不要靠近，不要照相，不要停留、张望，气氛很紧张。学校围墙已经塌了，可以望见里面的废墟，和一群穿深蓝色制服的特警，据说现在废墟下还掩埋着三、四百人。学校门前挨着公路挖出一条近十米宽的沟，据说要挖28米深，用来处理尸水，这个沟在我一个月后返回北川时已经填平了。
     我们沿着学校围墙外上山，走过学生宿舍楼后面。宿舍楼还比较完整，只有几条裂缝，从窗户看进去，宿舍有淋浴，还挂着毛巾之类的物品。张玉磊说前几天还可以看到挂着的衣服，现在不见了。宿舍楼再往上走是食堂，二楼的屋顶塌了，钢筋都耷拉下来，楼体还在。倒塌的只是三栋教学楼，地震发生时正是上课时间，如果是休息时间，或许很多孩子可以幸免于难。
     再往山上走，是中学一个独立出来的操场，已搭满了帐篷，成了灾民安置点。据说操场5月11号才建成，12日才第一次投入使用，操场的使命似乎只为抗震救灾。那天有两个班学生在上体育课，他们都躲过了劫难。塑胶跑道已经多处裂缝、暴起，操场边有很多山体滑坡滚下的大大小小的石头。从操场可以看到下面教学区的情况，有个村民给我们介绍说，教学楼一共三栋，前面横着的一栋是高中部，六层楼原地塌下去只露出楼顶，竖着的两栋是初中部，倒了下去，现在已经被清理过，看不出原样。高中部侧面一栋六十年代建的小楼还立在那里，只有楼顶一点坍塌。初中部旁边还有一栋楼，据说地震前已经被判为危楼，可是在地震中却是丝发无损。
     后来我有机会走进了学校，一进大门，就一股刺鼻的消毒水扑面而来，还夹杂着其他什么味道，那种味道让一个队友回去后很久吃不下饭。那次是进去领东西，到处特警走动，我们不敢东张西望。再一次进去是8月初了，那时特警已经撤走了，人们可以随便进出，可是看着那些废墟，心理已经有点麻木了，只是想到脚底下掩埋着什么，有点毛骨悚然，不敢走近。

有人离队了
    队里给新队员都有三天的选择期，三天后，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便留下，成为正式队员，交队费和伙食费；觉得不适应或者不认可这个团队的可以走。团队前后有104名队员，据我所知，三天后主动离开的只有两位。第一位是在我去之前离队的，我不清楚情况；第二位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队员，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队友。那时在成都，我和她联系好一起坐车到绵阳。在成都昭觉寺汽车站，她一身迷彩地出现，巨大的背包上还插了一面小国旗，很专业的样子，让我看着自己的打扮和小提包自惭形秽。她和我同龄，四川人，是个警察，现在因为身体原因在家休养。又听她说起地震后已参加过三次救援，到过映秀、茂县、汶川，我不禁肃然起敬。到了大本营后，我们几个队员都是住队里的帐篷，用队里的被褥，只有她自带帐篷，而且她的帐篷里小桶、小灯什么的，野外生存所需的那些物品一应俱全。她体格比较健壮，又抽烟，性格很豪爽，到了大本营就跟队长说：“有什么脏活、累活尽管找我。”于是队里安排她做后勤。
     三天后她打包走了，说是和朋友联系好了，去绵竹。她离队的直接原因是前一天晚上她跑到外面去上厕所，走得远，而且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正好大家忽然发现她不在，营地里找不到，手机也打不通，很担心。后来张玉磊说了她几句，强调了不能私自外出，她很不高兴，吵了几句。至于真正原因，有一个队友说她参加过那么多次救援，见到了那么惨酷的场面，心理肯定有问题，没那么快恢复，虽然她表面上看起来很爽朗，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爆发出来。我想，也许她受不了这里的平淡。或许在她看来，做志愿者是一个壮举，像她参加过的三次救援，惊心动魄。可是在这里，每天上课的上课，不上课的打扫卫生，照顾孩子，水车来了接水，吃饭了去帮厨，大家做的全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小事情。这确实和我们在外面时想象的差距太大，每个人的一腔热血与激情在这种平淡面前都会完全落空，我也是慢慢适应下来的。

第二章前往邓家
     邓家片区隶属于曲山镇，距离任家坪18公里，整个片区有九个生产队和一个街道办事处。灾情严重，道路没有修通，电力尚未修通，移动信号弱而不稳定，联通偶尔会飘去一点信号。此次地震中很多基层干部遇难，人员缺乏，给各项工作带来不便。6月26日，团队应曲山镇政府邀请，派了两名队员前往邓家片区协助镇政府工作。7月1日上午，高队又带着我、王宁、胡婷婷三名女生，前往邓家。当然，除了协助政府，我们还有自己的任务，那就是走访灾民，了解片区小学生情况，考察是否有办学条件。
     从任家坪到邓家片区如果穿过北川县城或者翻山，也就三个小时左右。可是县城封锁了，山路还不熟。我们坐上曲山镇唐副镇长的吉普车，一路绕过绵阳市、江油市，从早上7点多一直走到下午一点。唐镇三十岁左右，精瘦干练，是地震后新提拔的一个副镇长，主管旅游与宣传，负责邓家片区重建工作，我们去邓家也是应他的邀请。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开会，从会场跑出来时捡到一台摄像机，他当即提起摄像机，拍下了地震发生时的宝贵画面，中央一套曾经播放过一段北川的黑白、无声的画面就是他拍摄的。我们到绵阳时接了一个记者随行，记者手中一直握着一张报纸，上面一个很醒目的标题是“村官火线升镇官”，说的正是唐镇。对于重建工作，他很有想法。一路上他给记者讲他的灾后重建规划，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抓经济作物，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后下游良田全部被淹，他要把地全部收回，搞成蔬菜基地，再搞猕猴桃种植；二是建地震博物馆，发展旅游业。
     唐镇是个退伍军人，车技一流。越接近目的地，山体滑坡越严重，路越难走，他带着我们跋山又涉水，一路上惊险刺激。看着两边的青山渐渐变成了小“戈壁”，唐镇说这景象就像他在新疆当兵时经常看到的。“戈壁”上时时会看到一个小红旗，据说红旗下都是被掩埋的遇难者，来不及救援，只好插一面旗子做个标记。北川虽然是羌族自治县，但真正的羌族人都住着在山上的羌寨，地震中基本上被山体滑坡毁了。现在的北川，真正的羌族人已经没剩多少，听到这个让人有点难以言语的感觉。

刘汉希望小学
     这个小学号称灾区最牛的小学，全校师生无一伤亡，教学楼仅有几条裂缝，连楼前装饰性的玻璃墙也没有碎掉一块玻璃。只有校门旁边的围墙塌掉一片，成了现在出入的大门。小学是由汉龙集团投资建的，据说这个公司在四川共投资建了四所希望小学，这此地震全部安然无恙。这次地震中学校是伤亡最惨重的地方，任家坪小学虽然伤亡很少，但是校舍有一半已经成了瓦砾堆；我们一路走过来的黄家坝、陈家坝小学都已废弃，这些更突显出这个学校的传奇色彩。学校地震后就封了，老师也都走了。住在学校门口教工宿舍的梁老师告诉我说，学校的老师三十个中有25个家里有人遇难，老师们要么去绵阳，要么去条件好点的地方支教了。地震后他就逃出去到亲戚家住，真正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感觉，所以还是回来了。
     现在小学是曲山镇邓家片区、成都军区驻滇某师通信营联合指挥所，楼下一个小房间做办公室，其余两间大教室和二楼的教室都用来存放救灾物资。这里就像一个大杂院，搭着不同颜色、大大小小的帐篷，住着各色各样的人。正式的政府工作人员只有唐镇和陈主任，地震后曲山镇只派了他们两个人和五千块钱来邓家片区，经费也根本不够用，我们每天吃的饭菜据说都是唐镇自己在掏腰包。其余全是志愿者，当地的志愿者有各村的干部、学校老师和村民，其中一个徐总是唐镇的同学，一个旅游公司的副总，精明能干，负责一些日常管理工作。再加上我们五名队员，先到的小武、李老师和我们三个。除了志愿者，还有几户灾民，片区卫生所，和几家援助单位，比如负责片区的水路铺设的眉山水利局。
      部队通信营据说刚到时也是在院子里扎营的，可是当地志愿者随便在他们帐篷里拿水喝，拿东西吃，于是第二天营长就带部队上山了。他们驻扎在半山上，每天早上在指挥所听到他们唱歌喊口号后，之后就看到他们扛着“无线连”的旗子下山来，把旗子插在校门口。他们任务是什么我们不清楚，能看得见的就是，打扫院子，消毒——这两项任务后来被我们三个女生接过来了，帮助水利局的铺设水管，好像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我们到的第三天营长带着一部分兵撤去擂鼓了，只剩下一个连留守在这里。
     这里的条件和任家坪相比有差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差的是就像一个孤岛，不通电，在有柴油的情况下，每天下午有发电机发电；手机偶尔才有信号，我到了邓家之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以致家人担心了好几天；更没有电视、收音机，完成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饭菜和任家坪无法相比，可是还是比只有方便面吃的灾民好；对我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蚊虫叮咬，别人被蚊子叮了很快就好，我一被叮就过敏，成片成片的起包，奇痒无比，白天还可以忍住，晚上意志力薄弱的时候就使劲抓挠，抓的时候很痛快，抓完就感染、留疤。我用过很多种药，和很多单位的医生都打过交道，当地卫生所的、济南医疗队的、青岛援建队的、部队的、特警的……我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药膏，每天挨个抹过去，大家都说我的皮肤是试验田。不管是在邓家，还是任家坪，我的胳膊、腿上的伤疤都是参观者的一个参观项目。也是在邓家，我知道了蚊子一共有128种，叮人的是母蚊子。
     邓家好的地方就是空气清新，山清水秀。虽然山体滑坡已经使往日的青山变成了戈壁，也还可以看出曾经的秀美来，我们不用再忍受铺天盖地的黄土，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水是山泉水，常流不断，我们习惯了任家坪的节约，每天看着那哗哗长流的水很觉得可惜，很久不能适应，不停的洗衣服、冲厕所、给院子洒水。
这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天可以看到很多赏心悦目的兵哥哥，给我们在指挥所里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物资发放
     在指挥所我们五个人分到三个组，负责发放救灾物资、统计灾民相关数据、宣传防疫知识。实际上由于指挥所管理的混乱，应该做的事情虽然很多，可是主动去做的人很少。基本上没人来安排我们做事，我们就主动找活干。
     有个被我们队开除的志愿者，曾经在接受成都某媒体采访时提到我，说我一个复旦大学的博士生被团队安排打扫厕所。事实上队里从没安排我打扫厕所，而我们几个在指挥所扫厕所一事却传得沸沸扬扬。事情的经过其实是，到指挥所后，就发现这里的厕所极脏，应该是5·12之后就没人再清扫了。男厕所有小武打扫和消毒，女厕所就没人管。我们仨接上水管吧厕所彻底冲洗干净了，又狠狠消毒了一遍，很有成就感。后来扫厕所、消毒、打扫院子，便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事，甚至物资运送车来时，我们几个女生也会充当搬运工。那几天，我们什么都干过。这些没人愿意做的事志愿者做了，自觉的、毫无怨言的做了，这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件新鲜事，我们也因此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当地村民在地震后，很多都逃去别地方，或者被安置到绵阳接受救助，地震后陆续返回。这一阶段，指挥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统计返乡灾民资料、发放救灾物资。
     仓库里的救灾物资至少五六十万元，是由李老师掌管钥匙，全权负责的。救灾物资的发放是一个比较敏感，很容易引起是非争端的问题，在任家坪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灾民和政府之间因此而产生的冲突。曾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时了解到当地政府竟交把救灾物资给志愿者管理，万分惊讶，表示不相信，猜测内部一定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这一方面由于唐镇对我们队的信任，同时也跟我们的身份有关。志愿者、灾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是本地人，又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和他们双方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用我们这个第三方来管理救灾物资，容易取得灾民的信赖，多少会避免一些纠纷，起到一些调和作用。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吃住又都是政府买单的，我们住的帐篷，用的被子、床垫、床都是政府提供的，有的还是救灾物资，方便面之类的更不用说。我们和在任家坪不同，在这里是不交生活费的，虽然我们曾主动提出交纳生活费，但唐镇拒收。况且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办学，所以必须协调好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否则什么也别想做。 
     这项工作让我们筋疲力尽。每天，灾民背着背篓满院都是，物资是按生产队领取、发放的，但是所有人都到指挥所来，经常为了物资吵架甚至打起来。运来的救灾物资远远不够分配，有一次陈主任出去联系了，两天也没见一车物资回来。据说还有干部领了物资运不过来就转卖掉了，村民都在抱怨。同时救灾物资的牌子、型号、大小也都不一样，有方便面有粉丝，有康师傅也有巧面馆。每个人来领东西都要求绝对的公平，不一样就要吵，要给他们完全一样又不可能。有个队长领了东西，村民去抢，他干脆撒手说：“你们抢去，不管了。”有一天有个女人在办公室门口，把三包方便面狠狠摔到地上，骂骂咧咧地，说队长领了一箱，她家三口人才给了三包。李老师耐心安抚了她好一阵才送走。对待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个特权，可以背地里给灾民拿东西，但要他们对外说是别人给的。
     也有很多救灾物资对村民来说没多大用，或者说不是当下的必需品；同时，村民也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哪些救灾物资，他们要求领的全是帐篷、蜡烛、电筒、米、方便面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消毒香皂之类的也从没发过。我曾为此和李老师、小武争论过。李老师说不发的理由是这些东西太少发不过来，给哪个发都不行。我说，那给孩子发不行吗？只给老人发不行吗？那样别人有什么说的。他们觉得我的想法很幼稚，说宁愿烂掉也不能发，那样只会引起纠纷。我感觉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时把牛奶倒进大海，心里很不平，可是无可奈何。
     工作人员对待救灾物资的轻浮态度也让人不能忍受。卸货时经常会看到他们扔东西玩闹，矿泉水瓶子扔扔倒无妨，也不会坏；消毒水虽然漏掉很多，可我们一瓶瓶拣过，搜集到不少还可以拿去用，而且即便倒掉也可以起到消毒作用。可是卫生巾、毛巾之类的卫生用品，他们扔到泥水里又捡起来堆进库房，捐赠的衣服就随便地堆在下过雨的走廊里，就让人难以容忍。

管理混乱
     指挥所的各项工作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工作人员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志愿者，没有一个管理制度来约束；唐镇关注的都是联系救灾物资、灾民永久性住房的建设规划等宏观的问题，忽略了很多急需解决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工作人员管理混乱。志愿者各怀目的，每天办公室很多人晃来晃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吃饭的时候人多，干活的时候人都找不到。有一天早上起来看到物资库前狼籍一片，很多碎铁锅，压扁的消毒水瓶，藿香正气水之类的。王宁说半夜一车物资运来后，卸货时只找到三个人，大铁锅之类的东西不好卸，往下扔，扔坏很多。经常在救灾物资运到之后，志愿者都先给自己拿，矿泉水、方便面、手电筒之类的，随便拿都成了习惯，发的被子，每天供应的饭菜，也是某些人的目标。有一次唐镇试探了一下，下午没开饭，到第二天就少了很多人。这些志愿者中有两个人这次火线入党，捞取政治资本或许也是某些人的目的。
     还有灾民的卫生防疫也很成问题。邓家片区总共有4000多人，全部要安置到海光村附近，婷婷说有次去灾民帐篷，那里的厕所脏的根本进不去，因此灾民都宁愿住在自家的危房。片区有条河，唐家山堰塞湖泄洪时，从上游冲下大量的尸体、衣物，河水污染严重。有一次我们海光村走访，沿河一路上臭味很大，我们不得不把口罩戴上。指挥所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消毒液，每队也安排有专门防疫人员，可是没有政府工作人员去督促，防疫工作根本不到位。指挥所有我们几个每天消毒两次，部队的防疫工作也搞得比较好，有一次我们到半山通信营驻地串门，他们在营地门口就放着一个消毒桶，有一个兵专门看着，有村民路过都要喷喷鞋底。可是如果灾民不注意防疫，我们做的这些都成了无用功。
     我们刚到的时候小武每天有空的时候就在制定制度，对此我们很不理解，都怀疑制定制度是否有意义。志愿者并不是正式工作人员，制度对他们根本没有约束力，订了制度他们也很难遵守。小武反复给我们讲一个道理：只有先制定了制度才有规范的可能。我们过了好久才慢慢明白过来，后来就一起把各项制度都整理出来了。可是，直到我们离开邓家片区回到大本营好多天之后，有一天，徐总到办公室来找我用电脑，说看看小武写的制度有没有问题。不知道我们制定的制度对指挥所的工作有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第三章任家坪辅导班
    指挥所的工作让我们身心俱疲，我们只希望学校快点办起来，虽然我们已经通过走访得知，由于当地灾民忙于重建，无力照管小孩，有将近200名小学生失学在家，我们完全有办学的基础，可是由于迟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许可，短时间内难以办成，于是我们三个就反复跟高队要求回大本营，终于得到了高队的同意。7月6日上午七点半，吃过早饭——方便面，我们告别了刘汉希望小学和留守在那里的小武和李老师，徒步穿过北川县城回任家坪。

北川县城
     从邓家通往北川县城的道路还没有完全修通，路上很多断裂、塌陷，严重的山体滑坡使两边的山看起来像滑沙场，又像戈壁滩，高队说就像西藏风光。一个小时左右到达北川县城后门，北川县城常住人口三万，流动人口一万，地震中逃生人数官方公布的数据是一万多，死亡两万四到两万六，而我们听到的民间数据是只逃出七八千人。
    走进县城，电视上看过的景象真实的呈现在眼前，触目惊心。我们和几个老乡一起进城，他们都曾经是县城里的居民，地震的幸存者，边走边指给我们那些东倒西歪、面目全非的建筑曾经都是什么部门。
     县城在一个山坳里，两边山上滚下无数巨石，最大的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就像包饺子一样，包住了县城。毛坝中学是北川中学的一个分校，被山上的巨石滚下来砸成了一个乱石堆，只剩下一个篮球杆和旗杆还矗立在半山腰。似乎要向活着的人表明，这里曾经曾经是几百个孩子的天堂，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校门口一片水泥浇铸的地面，掩埋着数千遇难者，当地人称之为“万人坑”，地面已经开始塌陷，我在坑前深深鞠了一躬。医院已成一片平地，看不出存在过的痕迹。
     老乡说，5·12当天她在县城上方的公路上，当她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看到北川县城的毁灭的整个过程，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人们惊惶失措，逃跑着，惊叫着，哭泣着，但毫无用处，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她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完了，北川人都完了……幸存下来的人有多么的痛苦，我们根本不能完全体会，只是看到这些面目狰狞的巨石，让人不由自主的联想到那一瞬间人们挣扎的恐怖景象。
     街上层层叠叠、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各种腐木、树枝之类的东西，是堰塞湖泄洪时冲下来的，老乡说当时还冲下来无数具尸体。城里还时不时会看到一些活着的动物，猪、鸡、小猫、小狗。因为穿过县城不能带食物和水出去，怕传播病毒，我们把包里的压缩饼干拿出来给一只小猫喂，可它似乎已经忘记怎么吃东西了，只是喵喵的叫。还有一只小狗被石头压在一条小沟里，王宁跳下去把矿泉水倒给它喝，它也只是看着水呜呜叫着。 
     走出县城前门时，把守的特警让我们打开包，详细检查了一番。县城封锁了，人们都在旁边的山上，用香火、鲜花祭拜死去的亲人。